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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与批评】林木|张大千研究中的西方观念及其误解之形成

2025-08-27 04:42

  20世纪上半叶,张大千赴西方后声名鹊起,但他的泼墨泼彩技法被看成学习了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而获得了前卫性、国际性、现代性乃至革命性的声誉,甚至有预言称其抽象画风将引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绘画的壮观复兴。然而,张大千一再声明他的泼墨泼彩技法实则是因应眼疾所迫,且是从中国传统减笔破墨法中来,这一说法却为中外研究者所忽视乃至搁置。张大千研究的这种现状是非常奇特的个案。本文试图以张大千在西方所办历次重要展览及西方评论界相关评价及其变化为线索,厘清这些观念和评价产生的源头和发展过程,或许能从侧面解读当下中国美术界对待自身传统和创新态度的来龙去脉

  目前,张大千研究的现状是令人很不满意的。在中国大陆的美术史论领域,几乎没有较为系统地研究张大千的专家学者,学术界较为认可的研究张大千的专家学者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台湾学者又主要依靠国外留学经历成就其美术史研究的方法或受这种方法影响,而对张大千研究的这种西方影响又集中体现在对张大千集传统之大成的保守倾向认定,以及对其与泼墨泼彩技法的先进性与革命性的评价上。因此,梳理西方张大千研究领域中此种观念和价值评判的来龙去脉,有一种学术上正本清源的必要。

  1955年12月13日至1956年2月17日,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及《读卖新闻》等机构赞助,在壶中居画廊举办了“张大千书画展”。这应该是张大千在与西方国家有直接联系的地区举办的第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展出了张大千22件作品。展览的《引言》仅对张大千的艺术经历做了介绍,指出“任何对中国当代绘画感兴趣并访问过中国的人,一定首先听说过张大千的名字,张大千30多年来一直享有这种赞誉……他的许多成就已经获得了中国文化人的称道,他在中国南方享有很高的声誉”。介绍中还提到著名画家徐悲鸿对张大千“五百年来一大千”的“恰如其分”的崇高评价。〔1〕

  1956年4月7日至18日,在东京板屋百货店九楼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展出临摹敦煌石窟壁画作品37件。这次展览仅仅是张大千的临摹壁画展,展览中仅有“张大千小传”的简单介绍,提到张大千在中国国内的崇高声誉,及徐悲鸿“五百年来一大千”的称赞。对于张大千来说,这次展览的最大收获是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馆长萨尔在东京参观展览后,直接与张大千会面,并邀请他于当年6月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敦煌艺术临摹作品及个人作品展览。这就开启了张大千在西方博物馆开办展览和西方美术史论界对张大千作学术研究的历史。

  1956年,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两个展览:第一个展览是6月8日至7月14日在法国巴黎赛努奇(Cenuschi)博物馆(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和张大千自己收藏的古代藏画展;第二个展览是6月1日至7月15日在巴黎国立现代美术馆东画廊举办的“张大千画展”。在巴黎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雷内·赫伦·德·维勒福斯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张大千先生拥有一种对于自己文化的巨大的自豪感,他的作品反映了这个深邃的文明……在张大千的作品中,移动的眼睛的敏锐性,巧妙地平衡了色彩斑斓和最微妙的笔触,加上诗歌和古老传说的介入,张大千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求。尽管我们法国人不清楚张大千的艺术与他自己的传统有些什么联系,但他的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们感动,我们感动于面对一位强大的大师。尽管他的语言不是我们的语言,但他的艺术像新音乐一样震撼我们,迷人且无比珍贵。”在巴黎东方博物馆馆长瓦迪姆·埃利塞夫(Vadime Elisseeff)撰写的画展前言中,他指出10年前在巴黎曾有一个中国画家群的展览,张大千的作品就曾经在那个展览会上展出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大千的作品。尊重折中主义的古老传统,这位艺术家,只有他一个人,对古典绘画的整个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对古典绘画的卓越掌握,使他今天被视为传统主义绘画的领导者。因此,有必要将他的作品纳入整个中国绘画全景的框架中去观照。”他还指出:“在中国绘画的最佳传统中,张大千折射出过去几乎所有伟大艺术家的成就。但是张大千自己艺术的独创性,并不能被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所发现的对深厚传统的亲和力所掩盖。丰富的处理和细腻的笔迹是他特有的。对自然的深刻品位和敏感性,在画笔的轻描淡写中闪现出来。他在历代大师的成就和笔墨的自由平衡中所能产生的和谐,充分体现了他的才华。”在巴黎国立现代美术馆展览的画册上,张大千的朋友郭有守在《个人简历》中也谈到张大千的成就和艺术的特征。郭有守特别提到张大千艺术与传统的关系:“对于大千来说,对于古代大师的复制和模仿是创造者的自由的源泉,他的艺术气质的力量,他把它用于精神的服务。他太精通传统了,以至于任何常规的东西都不能影响他。”〔2〕巴黎的这两个展览是张大千进军欧洲的第一次展览,也是他1957年眼睛遭遇事故视力急剧下降的前一年。张大千的艺术人生到这一年,一直是在深入传统精深研究,集传统之大成并出之以自我创造的时段。在这个时段里,张大千的绘画偏工笔类型,风格比较精细,色彩明丽,富于明显的写实性。加上他在敦煌石窟近三年的苦心钻研,使他在国内成为中国绘画领域“集传统之大成”(西方人喜欢用“折中主义”来表述这个概念)之“五百年来一大千”,享有崇高的声誉。从巴黎的这两个展览来看,西方美术界对张大千充满着尊敬。对于来自东方这个古老国度的美术天才,他对深邃文明的代表,他对中国古老美术传统的全方位把握,他的传统主义绘画的领导者资格,他源于传统的独创的成就,乃至他的“折中主义”和“传统主义”,都让西方——这里主要指法国,追新逐奇的美国文化在当时还没能够把美术之都从西方美术之都的巴黎转移到纽约去——美术界的人们有所欣赏和佩服。“将他的作品纳入整个中国绘画全景的框架中去观照”的法国人的客观态度,与后来我们要看到的把张大千的艺术削足适履地纳入先入为主的美国当代艺术观念中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展览组织者的角度看,他们对古老的东方文明、深邃的中国文化传统和集传统大成的天才的张大千充满着敬意,这是传统深厚的巴黎人对东方文明的惺惺相惜和致敬。

  1956年,法国发生了一件对张大千在西方地位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这就是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会面。毕加索在当时西方美术界具有崇高的声望。或许因为名声太大而穷于应酬,毕加索不喜欢受人拜访,故被人视为架子大,连为张大千办展的巴黎东方博物馆馆长都不敢为张大千介绍。而初到巴黎的张大千居然靠自己亲自联系就与毕加索友好见面并互相赠送作品。在后来的西方评论家对张大千的研究与评论上,不少人都提到这件事情,且认为这是东西方艺术的高峰会面,可见两人的会面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毕加索在同意与张大千见面之前肯定对张大千做过了解,了解到这是一个东方大师级别的人物外,还值得特别提到而被人忽略的一点是,当时的毕加索正在兴致勃勃地临摹和研究中国画,也就是说,这位西方现代绘画的大师正在对伟大的东方绘画传统感兴趣。这从张大千叙述的他俩一见面,毕加索就拿出一大摞临摹齐白石作品的画稿让张大千指点就可以看到。张大千除了礼貌性的恭维以外,还真的给了他一些中国画常识和工具方面的“指导”。毕加索的一番话则让张大千很吃惊:“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张大千后来还真的送了毛笔和墨竹给毕加索。毕加索除了送给张大千自己选就的《西班牙牧神像》外,后来还主动送了齐白石风格的水墨螳螂给张大千在巴黎开餐厅的义妹。〔3〕看来两人的关系还真有些一见如故,而这个友谊的基础就是伟大的东方传统。由此可见,直到1956年,张大千仍是凭着他东方传统的一套本事在巴黎走红的。

  1960年2月17日至3月6日,法国巴黎国立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张大千近作展”。经历1957年那次眼睛的受伤和视力的严重减退,喜欢写实艺术的张大千已经不再能够画精细的作品了。在1960年这次展览上,不少作品都是属于过渡阶段的粗笔水墨,而被张大千自己视为泼墨技法已经成立的1959年创作的《山园骤雨图》在这个展览上首次展出。周麟在为此展所编画册《张大千近作集》之《张大千》介绍中指出:“在沙龙荣誉厅展出的所有作品,都是1959年的,这些作品标志着他风格的重大转变,均匀性和简洁性是其特点……张大千在艺术上进行了新的尝试,而且很自然,他已经准备好向巴黎的参观者展示他的新作品。”〔4〕显然,在这个展览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因视力减退而改变的一种新的粗放的画风,这就是粗笔泼墨的画风。介绍此种新画风的周麟只是指出了它的均匀性和简单性的特点,并没有对此种画风给予过多的评价。

  1961年5月,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巨荷四联屏特展”,共展出张大千作品6件。仍然是巴黎东方博物馆馆长瓦迪姆·埃利塞夫为这个画展撰写前言。伊利塞夫赞同1960年时周麟提到的张大千新风格的均匀性和简洁性。他写道,这种巨幅荷花的绘制“必须使用特殊的手段,大量的水墨,独特的大画笔,非凡的作画速度,注意水墨的均匀性,实际上取决于极短的干燥时间……还有色彩的简化和最大胆的绘制手段。绘画的效果无需文字去说明,作品自己已经有自足的生命。与张大千此前的作品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即将绘画视为一种有生命和可变化的存在”〔5〕。这次展出的巨幅水墨荷花是伊利塞夫要求张大千专门为这个展览绘制的,显然,伊利塞夫也是从中国绘画传统及其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批作品的。在这个展览上,通过巨幅泼墨水墨荷花呈现出的泼墨风格被1983年旧金山张大千艺术展的美国评论家斯特拉斯伯格看成张大千向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学习的一个开端,但在此时的巴黎,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尽管那时候抽象表现主义在美国已经开始流行。

  1963年10月22日至11月2日,美国纽约阿德勒画廊举办“张大千画展”,展出了张大千作品45件。这应该是张大千第一次去美国办展览,而且是在纽约的展览。1963年也是张大千眼疾非常严重的时期。两眼茫茫(右眼因糖尿病引起的眼底黄斑病变而失明,左眼则是老年性白内障而蒙眬不清)的张大千,这次拿出的作品几乎全是1961年到1963年间的泼墨之作,即使有少量勾勒写实的作品,线条大多也较为粗放。在抽象表现主义盛行的美国纽约,评论家们对两者关系有所联想是很自然的。美国著名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弗里尔美术馆的艺评家高居翰(James Cahill)首先就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会面做了如下引言:

  1956年,张大千与毕加索会面,他们交换了画作,对彼此的作品表达了钦佩之情。这是艺术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件。这是中国画和西方画两大绘画传统,在两位艺术家身上的杰出结合。他们比任何同时代的人都更完整的保留了这些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是一场绘画界的峰会。

  把张大千与毕加索的见面比作东西方绘画界的峰会,以及东西方两大绘画传统的杰出结合,这是高居翰给出的首次评论。由于毕加索在当时西方艺术界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弗利尔评论家的这个评论对张大千在西方艺术界地位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毕加索和张大千艺术的比较,高居翰评论道:

  两人都展示了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风格的精湛掌握,似乎有意针对和总结所有之前的东西,因此两人都经常显得难以作为艺术个性来界定。同时,每个人都是彻底创造性和原创性的大师,在他所做的每件事中展现出他的个人品质。毕加索的这种双重性格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原创性与模仿之间的古老冲突。在张大千所归属的传统中,这个问题从未被如此简单化的理解;中国评论家认识到,对过去艺术风格的引用,就像毕加索和张大千所做的那样——对古典模式的非常了解和有启发性的操纵,与纯粹的模仿截然不同——并不会减弱一个人的作品,而是赋予它额外的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建立自己的艺术历史背景……这一切都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在批评性评价中,张大千经常被当做一位传统,而非保守的画家来对待;他的巨大而多样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高居翰对毕加索与张大千的这段评论是非常辩证的。传统的继承和个人的创造关系上,这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依赖而非绝对冲突的关系,这个特征在毕加索与张大千身上都有明显的呈现。虽然张大千是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无与伦比的画家,但绝非是一个保守的画家,“他的巨大而多样化的作品”就能够证明这一点。

  高居翰可能是第一个将张大千泼墨(泼彩)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进行联系的评论家。考虑到1963年是张大千泼墨第4年、泼彩第1年〔6〕,来自纽约的高居翰对张大千此种刚出现的新画法的评论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对此,他说道:

  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幸运的是,不需要分享他的知识,就可以欣赏他的画作,尤其是他最近的作品,他在其中探索了仅在三年前巴黎展览中才遇见到的新主题和技术,这些新作品似乎更加个人化。而且,人们会感觉到对于熟悉近期西方绘画的眼睛来说,这些作品将更加容易理解。虽然他们的真正先驱是不受约束的中国泼墨画家和个性主义者的作品。但他们采用了一种已经被我们许多行动画家(通常是在更迟缓、反应更慢的油彩媒介中)所利用的语汇。其他作品,特别是那些强大的风景画,和对人与自然主题的戏剧性处理,在构思上新颖,制作上精湛,在西方绘画中找不到真正的对应物。在中国绘画中更是少之又少……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既满足了中国的审美标准,即绘画反映了创造者的本性;也满足了西方的审美标准,即艺术作品本身必须具有动感和意义。从而再次跨越东西方之间不断缩小的鸿沟。〔7〕

  请特别注意,这是西方评论家,而且是西方抽象表现主义最盛行时期纽约的评论家第一次关注张大千泼墨(及此后出现的泼彩)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联系的论述。作者提到的“三年前巴黎展览中才遇见到的新主题和技术”,即指1961年巴黎的“巨荷四联屏特展”,其实那些巨幅水墨泼墨荷花在1945年的时候就已经画过。1945年的“墨荷四联屏”也是这次展出的巨幅作品之一,那不过就是一些大泼墨的水墨荷花,这种泼墨在明清时期的一些画家如徐渭和八大山人的作品中就能看到。在这篇前言中,作者首先注意到西方这种表现主义的语汇真正的先驱是中国古代泼墨的画家和个性主义者。其次,张大千这种泼墨的各种特征,“在西方绘画中找不到真正的对应物”。最后,由于西方正在流行这种来自东方的语汇,所以张大千的这种艺术语言容易让西方观众理解,并缩小东西方之间的鸿沟。总而观之,张大千1963年纽约的这次展览——这是张大千在美国的第一个展览,评论家客观地评论了张大千艺术的创造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关系,也客观地评论了张大千的新画法与西方正在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的某种相似性,同时也极为难得地指出了西方抽象表现主义所使用的艺术语汇与中国泼墨画家和个性主义先驱们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才缩小了东西方之间的鸿沟。直到这次展览,西方人对张大千泼墨(泼彩)的评价,还是颇为客观而公允的。如果对照1970年以后同样在美国出现的对待同样一个张大千的泼墨与泼彩艺术评论观念上的变化,甚至同样是把泼墨泼彩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进行比较,以及更后来的西方对张大千传统研究成就的负面评价,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具有重大的质变倾向。

  1964年5月5日至6月2日,德国科隆李必喜画廊举办了“张大千画展”,展出了张大千作品46件。此次展览呈现出张大千泼墨泼彩试验阶段的一些作品,粗笔类型的作品比较多。在这个画展上,张大千作为东方绘画的代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展览介绍中提道:“在西方世界,他的到来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大师穿着他的中国长袍,模仿着著名诗人苏东坡的风格,加上中国学者的黑色丝帽和长长的卷发,使张大千俨然一个东方古代的学者。他的骄傲,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他的清晰独特的嗓音和外表,让人一眼就能感觉到他出身的高贵。近年来他在欧洲、美洲和亚洲举办了一系列展览,1958年,张大千获得了纽约国际美术委员会的金质奖章。他的作品展示了一个自己的新风格,一种强烈的清新感与一种内在的单纯感相结合,这使得张大千成为理想的中国文化的化身……张大千的作品令人振奋。被几千年来中国艺术的不朽传统所丰富。”〔8〕在尊重传统的欧洲,张大千受到热烈欢迎是自然的。

  1965年8月10日至9月4日,伦敦格罗夫纳画廊举办了“张大千伦敦画展”,展出作品44件。这个展览中的泼墨泼彩作品就较为成熟了,甚至包括张大千的泼墨代表作之一的《青城山通景屏》。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巴兹尔·格雷(Basil Gray)撰写的前言指出:“张大千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中国传统画家,这种说法有误导性。因为,虽然他植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传统,但他对传统的运用绝不是墨守成规的。事实上,他对书法和绘画技巧的掌握,使它能够发展出新的更强大的效果。曾经有一段时间,尽管他以个人方式处理每种风格,称他为折中主义者可能是公平的。在过去四五年里,从他60岁以后,他拓宽并放松了笔触,以展示传统仍然能够突破并产生新的效果。”对于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格雷描述道,在“这些大型构图形式中,以黑色调呈现,范围广泛,现在加入了强烈的蓝色,但只是作为范围的延伸,而没有打破笔触的统一性”〔9〕。文章还指出,这是近两三年来西方为张大千举办的第三个展览,前两个即1963年纽约和1964年科隆的张大千展。这次展览的评论提及他对传统的突破和“折中主义”的正面评价、泼墨泼彩对中国传统的延伸,“而没有打破笔触的统一性”即指泼墨泼彩仍然在中国绘画的笔墨范畴的规范之中。这些看法显然相当准确而公允。

  1967年3月3日至24日,由德意志商业银行和汉莎航空公司赞助,在联邦德国哈姆古斯塔夫博物馆举办“张大千画展”。展览的前言从中国传统的角度谈张大千的艺术,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品,可以像中国的绘画艺术那样,具有如此悠久和不间断的传统。那么,人们就更需要表达自己的惊奇。这株活生生的艺术之树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萌芽。张大千肯定是这些冲动中最强大的一个,他的丰富作品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张大千“对中国古代绘画有着广泛的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只是临摹了前代前辈大师的作品,相反地,张大千自由地仅仅在精神上遵循伟大的榜样来创造他的作品”。〔10〕文章指出的张大千属于中国绘画“不间断的传统”,将与后来美国评论家强调张大千泼墨泼彩对传统的决裂和“蜕变”形成鲜明的对照。

  1967年7月22日至8月13日,美国旧金山中华联谊会与斯坦福大学美术馆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美术馆联合举办“张大千画展”。这次大展是由美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策展,序言也是由他撰写的。苏立文在西方美术史界是第一个关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具有开拓性影响的美术史家,也是在1967年,出版了他第一部有关中国美术史的专著《中国艺术史》。在今后全球性的张大千研究中,苏立文先生的观点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苏立文在这篇序言里指出:张大千“作为画家的多才多艺和技巧,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古代大师技巧的深入了解,这些大师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张大千的艺术。但是张大千对历史的深入研究,非但没有限制他,反而给他的作品增添了新的创造”。

  苏立文在这篇研究张大千的文章里指出了张大千在传统研究中深厚的素养,同时又指出张大千的创作并没有局限或受制于传统,相反,正是这些深厚的传统素养促成了自己新的创造。苏立文在自己最早研究张大千的文章里,也提到了张大千与西方表现主义关系的问题。他指出: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画家部分受到现代西方艺术的刺激,重新发现了抽象表现主义——“重新发现”,不仅是因为中国书法是至高无上的抽象艺术,还因为,一千年前,中国思维独特的艺术家已经在丝绸上泼洒和倾倒墨水,然后用几笔灵巧的笔触,使这些墨迹变成风景。在这次展览的小展板上,张大千用他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挑战,他的最新作品是他最勇敢的作品。因此,不仅在他的艺术中融合了过去和现在,而且用表现主义的共同语言与东方和西方交流。〔11〕

  尽管苏立文对张大千泼墨泼彩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关系的提出不是西方张大千研究中最早的,但在苏立文自己的研究中是第一次。苏立文在这篇序言中指出了“张大千用他自己的方式”,即中国的泼墨方式“回应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挑战”,而且“在他的艺术中融合了过去和现在”。但苏立文又同时指出了这种泼墨泼彩是“用表现主义的共同语言与东方和西方交流”。这一句话里隐藏着一种混淆,一种当时很难被察觉的误解,即“张大千用他自己的方式”——显然就是那种1000年前中国独特的泼墨法——还是用美国当时正在流行的“表现主义”的语言作为共同语言在进行东西方的交流?或许当时的苏立文自己都没有清楚分辨张大千的泼墨泼彩究竟是应该源于中国一千年前的传统,或者直接就是当代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借鉴。如果说,这一两句话意义上的混淆还没引起苏立文自己特别的注意,那么就更难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和语义上的辨析。还要请注意,苏立文当时仅仅是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与1963年亚洲艺术博物馆弗里尔美术馆的艺评家高居翰的评论思路是相似的。在这种思路下,只要解决语言“共同”与否就行了,至于语言是自己的,还是借鉴学习来的?是偶然的相似,还是刻意的追求?是先进的或者是落后的?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都不是问题,也没人注意到这些区别,因此刻意分辨也无太多必要。而此时的苏立文对张大千深厚的传统影响也持正面的评价态度。这是苏立文1967年时的想法。此后,苏立文在多种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下,对张大千的研究和价值评判与此时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了。就连他1967年出版的《中国艺术史》里对张大千的评价,在经过多次再版多次修改的最后一版中,也与1967年他的这些想法大相径庭了(苏立文具体评论详后)。

  在斯坦福大学展览结束后,1967年8月19日至9月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城又举办了“张大千克密尔画展”。展览使用的前言是1965年在英国办展时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巴兹尔·格雷撰写的前言。展览大量展出泼墨泼彩的作品,而这类作品的制作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了。

  1968年10月5日至26日,美国纽约开乐画廊举办“张大千近作展览”。这个展览此后还在芝加哥的S·H·森画廊和波士顿的阿尔伯茨朗登画廊展出至当年12月14日。中国大文豪林语堂为张大千画展作序。在序中,林语堂称张大千是“当代最伟大的中国艺术家,始终在中国艺术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对中国艺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一位浸淫于中国艺术传统并轻松传承的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身份。他没有遵循传统,他让传统服务于他……他知道每一位大师的每一个技巧和风格,但他学到的不是技巧,而是古代大师的伟大精神和心灵。从伟大的精神出发,他与大自然直接交流,勇敢且强大,就像每一位原创艺术家一样勇敢而且强大”。林语堂在这里强调的是张大千与中国伟大传统的关系和他的原创的精神。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方闻也为这个展览作序。方闻在序言中说:“张大千是当代中国绘画最伟大的代表,是他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他的生活和艺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展示了中国传统原则和概念,如何在完全不同的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持活力。在早期,张大千因其对古代风格的精彩诠释而广为人知。对中国人来说,创作自由来自掌握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通过研究古代范例发展而来的,模仿也是‘变’,即‘变化’,变形,或者说是蜕变,其价值不在于自身,而是作为一个更新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传统原则得以延续。”针对张大千最新的泼墨泼彩艺术,方闻指出:

  本次展览的作品代表了最新的蜕变。他将传统的泼墨技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八世纪——与现代抽象形式相结合。然而中国抽象的基础是书法,就像汉字一样。他画中的莲花、树木、岩石和风景都是由熟悉的形态和笔触构建的,这些笔触的执行是一种身体和自发的行为。基本思想和设计存在于画家的脑海中,这之后,这幅画生长并发生,同样的设计可以重复一百次,只有细微的变化,但每次的结果都是不同和独特的,就像在仪式舞蹈中,重复执行的动作获得了他自己的意义。

  方闻还指出中国艺术是一种美学和哲学传统,对艺术家来讲是一种修炼的行为。“这种绘画观念很可能代表了中国对世界艺术界的持久贡献”〔12〕。作为华裔的方闻,他是懂得中国艺术循序渐进推陈出新的道理,对张大千艺术的理解,他应该比美国他的那些同行们更深。此时的方闻尚能理解“同样的设计可以重复一百次,只有细微的变化,但每次的结果都是不同和独特的”。方闻1968年的这个观点不仅与1970年和1972年在旧金山两次张大千画展中出现的对中国传统渐变现象的尖锐批评有不同,与方闻自己在1991年美国沙可乐博物馆“血战古人”那次演讲中所说“在我们的时代里未来将不会有,也没有必要再有像这样的一位(古人)画家”的观念也有重大的区别。

  1969年11月9日至22日,美国纽约安德烈画廊举办“张大千画展”,用的也是林语堂1968年的序文。

  行文至此,对张大千艺术人生的总体评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评论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肯定的。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这些评价的基本内容。从张大千1956年在巴黎的展览以及他和毕加索的见面开始,整个艺术界对张大千的评价,继承了一个悠久的伟大的传统。在这个伟大传统中,张大千不仅只是继承,而且还有创造,是有他个人特色的创造,一种立足于传统的创造。这或许是因为欧洲本身就是欧洲文明、西方文明的大本营,到张大千办展览的年代,巴黎还是西方文明的中心、西方文化的中心、西方美术的中心,法国人那种特有的骄傲,甚至欧洲人所具有的那种骄傲,不就是因为他们是西方文明和西方传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吗?惺惺相惜,他们对来自东方文明的使者,对东方美术传统具有无与伦比权威性的张大千的兴趣和称赞,显然就出于同一原因。当代西方美术泰斗毕加索在与张大千见面的时候对中国美术由衷的盛赞,也是因为那种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对于张大千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所有的评论家们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的巴兹尔·格雷撰写的前言中特别提到了这种传统发展观:“张大千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中国传统画家,这种说法有误导性。因为,虽然他植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传统,但他对传统的运用绝不是墨守成规的。”格雷显然是赞成这种立足传统推陈出新的发展观的,格雷持有的这种传统发展观与中国人的观念显然是一致的。即使后来观念大变的苏立文,在此时的观点也是如此的。

  在这个阶段,提到张大千泼墨泼彩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关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1963年为张大千画展写序的弗里尔美术馆的艺评家高居翰,另一个是1967年为张大千画展写序的斯坦福大学美术史教授迈克尔·苏立文。两位美国的艺术评论家都同时注意到张大千泼墨泼彩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某种联系,做这种联系,在抽象表现主义流行的当时的纽约和美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方面,张大千因视力严重减退而被迫在减笔破墨法做文章,于1959年开始他的泼墨艺术;另一方面,抽象表现主义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诞生于美国,在当时被称为“美国艺术”,并被50年代之后的美国政府倡导而流行。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与抽象表现主义的流行时间大致相同。泼墨艺术那种朦胧抽象的感觉与本来就受到中国书法艺术抽象性影响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然而,第一个注意到张大千泼墨泼彩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有关系的艺评家高居翰非但没有认为张大千是一个传统的保守的画家,反而认为即使是抽象表现主义,其艺术语言的先驱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的泼墨画家和个性主义者。他同时指出,张大千的泼墨作品“在西方绘画中找不到真正的对应物”,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同一种艺术现象。与高居翰相比,1967年注意到张大千的艺术与抽象表现主义有关系的斯坦福大学美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一方面,与他同时代的艺术评论家一样,认为张大千的艺术来自中国的传统且有自己新的创造;另一方面,他认为张大千用自己泼墨泼彩的方式“回应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挑战”。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苏立文关于张大千与抽象表现主义关系的评论,他一方面正确地认识到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源于1000多年前中国的泼墨艺术;另一方面又明确地说,张大千这是“用表现主义的共同语言与东方和西方交流”。至于张大千自己的泼墨泼彩,究竟是来自中国传统,还是来源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苏立文当时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总的来看,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的无与伦比的深入研究和立足于传统的突破与创造上,还是在泼墨泼彩开拓自己绘画语言新风格上,不论是欧洲或者美国的评论家们,给予张大千艺术总体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充分的肯定。当然,注意到泼墨泼彩与抽象表现主义关系的评论家是两位美国评论家,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抽象表现主义在美国走红的时代,美国艺术评论家的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但是,当张大千研究中一种全新的观念和价值评判方式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出现后,张大千研究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

  1970年5月10日至5月31日,美国加州雷克画廊举办“张大千画展”。该画展序言由美国旧金山迪昂博物馆亚洲艺术文化中心主任、策展人伊冯·德·阿尔热内塞(Ivon d’Argencé)撰写。由于两年后,一个更为重要的展览“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也是请他撰写序言,所以把两个展览结合起来看颇有意思。对这两个展览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张大千研究。此前对张大千的研究和评论中,认为张大千艺术人生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前后和谐的,但从此以后,在新观念的观照下,张大千的艺术人生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张大千的艺术人生陡然变成了性质决然不同的两段。由于已经进入张大千泼墨泼彩的成熟期,所以这个展览的展品几乎都是张大千泼墨泼彩阶段的精品。为展览作序的亚洲艺术文化中心主任,曾经是巴黎东方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幸帮助组织张大千1956年在巴黎的第一次个人展览,如今张大千也搬到了旧金山,两人成为同在一个城市的邻居。这位熟悉张大千的作者对张大千艺术的评价极高,认为“张大千被普遍认为是当代中国绘画发展的主要贡献者。艺术史家和评论家一致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画家,非凡的多才多艺和精湛技艺只能与过去最著名的大师们相提并论”。他也知道张大千作画的主要方式是“折中主义”。这个经常被西方学者提到的张大千的“折中主义”,其实就是中国“集古之大成”的创作方法。在序言中,他提道:“张大千通常被认为是传统派画家的领袖,直到最近。他的大部分作品似乎都印证了这种观点。”

  然而,过去的几年里,张大千发展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打破了所有先前的常规,人们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先例。这种高度原创和真正“现代”的方式,构成了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并可能引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绘画的壮观复兴。

  对于任何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突然从一个风格过渡到另一个风格,反映出全新的观念,这只能被比作重生,一种审美的蜕变。在当代西方绘画中,“新奇”(novelty)是一个关键词,这种戏剧性的突变绝不是常人能办到的。人们或多或少地期望一位最喜欢的画家的“既有风格”定期更新,以主题、色彩和构图方面的全新术语和符号表达自己。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其整个文明都渗透着传统和延续的重负……画坛上的画家可以被划分为连续的多个阶段,这些阶段不仅展示了新的视觉概念,展示了日益成熟的风格。然而,总的来说,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阶段是如此平滑和“合符逻辑”,以至于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几乎是不可察觉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才能在一位大师的作品中感受到连续性中断,这可能反映了我们在西方所理解的时代概念。

  张大千不断更新风格的强烈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视野的拓宽,这种视野已经变得真正全球化。构成本次展览主要部分的约20幅“前卫”风景画清楚地表明,对他来说,西方技巧不再晦涩难懂,甚至也不再是异国情调。诚然,主题和构图仍然坚定地保持中国风格,同样,背后的信息也是如此,但他的笔触和色彩效果源于并参与不可以逆转的国际潮流。

  这一切都与前几年精确的描绘和刻制的色彩效果相去甚远。在中国,画家应该在六十岁时达到艺术的巅峰。通常,这个年龄与一个完整周期的完成和“成熟”风格的确定相吻合,艺术家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会偏离这种风格。张大千很少遵守这个惯例,他的最新作品似乎标志着一个全新周期的开始,充满了通常与年轻人相关的热情好奇和敢于大胆尝试的冲动。〔13〕

  笔者这里之所以大段引述这篇文章对张大千评价的内容,是因为在我们后来可以看到的西方对张大千的几乎所有评价,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根据。阿尔热内塞为张大千展览所写的序言,与此前几乎所有评论家对张大千的评论都大相径庭。如果说此前评论家是从常规艺术史的角度,甚至是从熟悉并了解中国艺术史的艺术史家的角度,乃至中国画本体及其风格“合符逻辑”变化的角度去对张大千艺术进行研究,那么,阿尔热内塞的评论则是带着鲜明的美国式“当代艺术”的“进化论”观念去进行评论的。按照这种观念,人类艺术的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先进(“前卫”)一级一级地向前“进化”发展的,呈现出一种由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由现代艺术再向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作者所谓“我们在西方所理解的时代概念”,例如“现代”性等),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由人类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可以逆转的国际潮流”,同时呈现出一种全人类共有的“全球化”的普遍性特征。当然这种共有的风格特征是属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是以西方艺术发展的阶段性为标准去进化的。在这种全球化的艺术进化中,民族性已不复存在,“西方技巧不再晦涩难懂,甚至也不再是异国情调”,“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已经是全人类的共有的艺术。也就是说,张大千今天的泼墨泼彩艺术是一种前卫的、先进的、符合“西方所理解的时代概念”时代规范和“不可以逆转的国际潮流”的“现代”艺术,这是一种在当时以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为楷模或标准的艺术。这样,张大千的艺术只要符合这种时代潮流的需要,只要和西方抽象表现主义挂上钩,张大千的艺术自然就可以是先进的艺术了。

  尽管这段评论把张大千近期的泼墨泼彩艺术捧成了符合全球化的、“前卫”的、“可能引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绘画的壮观复兴”的革命性艺术,前途无限光明,但无意中——我相信绝对是无意的,是关注了一头而忽视了另一头的结果——在对张大千近期艺术兴奋的热捧中,给张大千艺术人生中大半生“集古之大成”的、被作者称为“折中主义”的传统类型艺术挖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因为照阿尔热内塞看来,画家们研究传统,从传统中推陈出新,尽管也有与传统相比较的出新与创造,但传统画家们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阶段是如此平滑和‘合符逻辑’,以至于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几乎是不可察觉的”。显然,这种“推陈出新”式“不可察觉”的变化算不得什么变化。这与前述方闻所描述的中国艺术渐进发展的特点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时代的主题词已经变为了“新奇”,艺术家的变化应该是一种“重生”和“蜕变”,传统已经变成了一种“重负”,所以这种变化必须是与传统“连续性中断”式的决裂,一种面目全非式的奇变。我们只需要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去看看那些新奇怪诞到让你瞠目结舌的“艺术”,我们就可以理解阿尔热内塞对“新奇”的理解是一种绝对美国文化式的解读。而且照他看来,张大千的艺术除了主题和构图还是中国的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国际潮流”——美国式抽象表现主义——的了。当然这样一来,张大千后半生的泼墨泼彩一下子“全球化”“现代”了起来,“新奇”“前卫”了,当然也革命了起来,但那“五百年来一大千”的研究中国美术传统集其大成至传奇状态的辉煌成就又该怎么评价?在这篇序言里,阿尔热内塞没有对张大千前半生的传统类型艺术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他那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其整个文明都渗透着传统和延续的重负”,以及那段字斟句酌的关于在传统中推陈出新的演变是“如此平滑和‘合符逻辑’”却又难以察觉的朦胧描述,则预示着后来的苏立文、傅申对张大千前半生研究传统集其大成的成就给予直接否定或者含蓄保留判断的原因。——这位好心的邻居似乎给张大千办了一件大好事,却又给他惹了一个天大的祸事!张大千辉煌的前半生,毁在了这位邻居的“前卫”观念上。

  笔者相信阿尔热内塞在1970年撰写这篇展览序文时应该是了解张大千的。1969年秋,张大千已经搬到了旧金山卡梅尔的“可以居”居住。在旧金山本地办展览、写序文,不可能不与当地即将要办展览的这位伟大的邻居接触。而1969年1月刚在旧金山医院动过右眼激光手术的画家张大千,不可能不将视力严重受损导致泼墨泼彩画法这个事实告诉作者。但把张大千新画法纳入美国正在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的思路实在太时尚、太新奇、太精彩,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阿尔热内塞无论怎么都舍不得放弃这么高大上的一个精彩思路——当然这也是这位热情的邻居对张大千的关爱。应该说,对后来张大千研究产生极为强大影响的这个全球化现代性当代艺术思路,第一次详尽阐述的确实是亚洲艺术文化中心主任伊冯·德·阿尔热内塞。我不知道阿尔热内塞在当时美国美术理论界的地位,但至少是他第一次把当时正在走红的关于“当代艺术”〔14〕的前卫的、全球化的、革命的、现代的一套流行理论带进了张大千研究的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

  1972年11月16日至12月17日,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文化中心在迪昂美术馆举办了“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这是张大千一生最重要的展览之一。73岁的张大千亲笔书写了一个回顾艺术人生的横卷序文。另一篇序文仍然由1970年给张大千画展写序文的亚洲艺术文化中心主任伊冯·德·阿尔热内塞撰写。阿尔热内塞在序文中回顾了他和张大千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友谊以及现在成为旧金山邻居的快乐。文中还谈到张大千在题材、诗书画全面发展以及对传统的全面继承方面的巨大成就。阿尔热内塞在谈及张大千传统方面成就时这样说道:“尽管有这种折中主义和与几乎所有古典大师进行富有成效对话的惊人能力,无论时代和流派,张大千在大约1928年到大约1960年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仍然完全符合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董其昌定义的文人画传统。”这段对张大千古典艺术成就的评价是意味深长的。这里使用的“尽管……仍然”的句式准确地表达了“尽管”折中的水平惊人,但“仍然”在传统范围之内。这种几乎可以算是定格的一种句式,给“五百年来一大千”的张大千巨大的古典艺术研究的成就做了一种定格式的限定性评论。这种定格式的评论及其句式,被包括傅申在内的后面绝大多数张大千研究者给定了一个定性式的标准评论一直沿袭至今。但当谈到张大千最近的泼墨泼彩艺术的评价时,作者文风一转,给出了一个响亮至顶格的定性——“革命”!这也是张大千研究中第一次出现如此响亮的定性:

  20世纪60年代初,张大千的风格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时期,而是一场革命!

  作者显然还得意于两年前在评论张大千时所使用的那套“当代艺术”的观念及其相当完整的论述,所以在这篇序文中他还这样说:

  如果允许我引用自己的话,将在此之后重复两年前在展览目录中出现的一些评论。据我所知,这些评论的发行量非常有限。这场革命主要影响山水画,这些作品可以定义为一种全新的、真正的“现代”风格,它构成了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并很可能引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绘画的复兴。

  然后作者全面地引用了两年前他使用过的那些关于“现代”“新奇”“定期更新”“符号”“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以及西方技巧“不再是异国情调”的观点。同时,他还重复引用了两年前那段关于中国传统连续性的看法,即在亚洲和中国传统延续的重负,以及传统发展与推陈出新中那种“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阶段,是如此平滑和‘合符逻辑’,以至于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几乎是不可察觉的”观点。

  在论述这些观念的时候,作者面临着一个非常有趣而意味深长的问题,即怎么处理绕不开的张大千毫不隐晦他的眼疾与泼墨泼彩画法出现的关系问题。如果说1970年给张大千画展写序时阿尔热内塞是否知道张大千双眼有严重病疾而视力衰减以致影响画风我们只能猜测——尽管这种猜测非常合理,但毕竟还是猜测——的线年这一次“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张大千可是自己亲自写过一篇序文与阿尔热内塞的序文在同一展场同时陈列的。或许因为每次在给评论家接触中都谈到自己的眼疾,而又每次都被忽视甚至搁置,绝对不想当艺术革命家而只想当真正艺术家的张大千,这次干脆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眼疾与新画风的关系亲笔直接写到自己所撰的序文之中。的确,张大千的序文可是明明白白写清楚了泼墨泼彩画法与自己视力衰减的直接关系。张大千在序文中是这样说的:

  予年六十,忽撄目疾,视茫茫矣,不复能刻意为工,所作都为减笔破墨。世以为创新,目之抽象,予何尝新?破墨法固我国之传统,特人久不用耳。老子云:“得其环中,超以象外。”此境良不易到,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其庶几乎!

  既然张大千说得如此的清楚明白,他的泼墨泼彩仅仅就是因为眼睛看不见,看不见又得作画,就只能这样画了。画家自己对此已经说得如此清楚而平易,那么,阿尔热内塞这么高大上的精彩评论又该怎么处理呢?这还真难不倒这位热情的邻居。阿尔热内塞直截了当地做了回应:

  在这个目录的其他地方,张大千非常谦虚地解释说,他的新风格是视力下降的结果。对我们来说,这更像是他的视野拓宽的结果。这种视野已经变得线〕

  面对一个革命性乃至划时代的重大荣誉,却被画家自己说成是如此被动的眼疾的结果,这不是大师的“谦虚”又能是什么呢?但对张大千来说这的确不是谦虚。就在1972年6月,也就是张大千写完该展自序之后两个月,本来就看不清楚眼前事物的张大千眼疾加重,不得不住进旧金山医院治疗。治疗的结果是激光治疗过的右眼无法补救完全失明,左眼的白内障得以手术治疗,经过置换水晶体而得以治愈——留下一方印章“独具只眼”——来证明这场眼科手术的效果。这足以说明一个完全看不清楚眼前事物的画家张大千在其重要画展自序中关于眼疾说明的极端必要性。但这位好心的邻居,却非要让一个在三尺之内看不清楚来客的张大千去看全世界!〔16〕一个连眼前事物都看不清楚的失明画家,视野怎么能拓展到全球的领域里去呢?当然,这种回答,从文艺理论领域的阐释学原理去看也说得通,艺术家自己怎么看,并不影响欣赏者和评论家自己的观念,“对我们来说,这更像是他的视野拓宽的结果”。理直气壮的阿尔热内塞仍然坚持把张大千的新技法当成一种革命的先进的艺术!这是对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评价的一个绝佳的升华!这对张大千艺术的宣传也是件大好事啊!至今张大千的泼墨泼彩还在卖高价,都得感谢这位先生别具匠心的评论。但是,对美术史家来说,他的任务是还原、呈现或说明一种史实,而不是天马行空的自由欣赏、无端的捧场和夸张的煽情。如果张大千只是一个一般的艺术家,一个普通的依靠投机取巧以获取荣誉的艺术家,他肯定应该接受这么一个天赐的良机!即使在今天,一万个中国艺术家,或许也可能就真有至少九千九百九十个艺术家会感激地接受这种千载难逢且不请而至,可以在世界美术史上获得“现代性”“国际性”乃至划时代艺术革命家之大名分的机会。如果张大千真的也就这样顺势而笑纳或默认了如此崇高的国际声誉,那他就不是张大千了。作为中国美术史上千年而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张大千只跟着自己的天性走,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跟着自己的真诚走,连有人可管的皇帝都不愿意做而要自己当上帝的张大千,岂能让人——即使是好心希望抬高自己的艺术评论家——随意摆弄〔17〕。亦如张大千晚年在其身边的秘书冯幼衡在看到张大千制作泼墨泼彩时发出的惊叹一样:“他的创造力真令人叹为观止,叫人想到在艺术的领域里,他是一名造物主,将混沌的墨色化为各种壮观的景色,为世人再创了一个宇宙。”〔18〕为世人当然更为了自己再创了一个宇宙的张大千,才是千年而不世出的张大千!

  况且,一个基于错误理论的解读,又会带来一连串其他错误。阿尔热内塞肯定没有想到,他的这些似乎很能自圆其说的论述,给运用这些观念的后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1972年6月张大千的眼科手术成功,治好一只眼睛之后,“独具只眼”的张大千也就真的逐渐放弃或者弱化了泼墨泼彩,而回归勾勒皴染的传统写实画法。如果我们真的认定了泼墨泼彩是张大千主动向西方先进文化靠拢,那么,一场成功的眼科手术之后张大千对泼墨泼彩的放弃或弱化,向水墨写实山水回归,前述理论是没法自圆其说的。难道这是主动放弃“先进”的“现代”文化而回归“传统”保守之艺术?是主动放弃“全球性”“世界性”影响而回归中国之一隅?把张大千艺术人生中短暂的泼墨泼彩捧上了天,那张大千大半生集传统大成的重大成就被贬低又怎么办?把抽象说成是革命与先进,那张大千坚持并倡导了一生的写实观念岂非落后?把张大千后半生的艺术说成是中西融合的革命和前卫,与张大千东坡似的中国长袍打扮,坚持了一生的全套中国待人接物的礼仪,和他要到西方弘扬中华文化的宏愿相冲突又怎么解释?本来好端端的自然而然的张大千的艺术人生,突然被斩断成前后不相衔接也互相矛盾的两段甚至三段,张大千怎么了?……如果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为了一个诱人的理念,而让艺术家——即使是自己最喜欢的艺术家——削足适履地去硬套这种先入为主的理念,将给自己的研究造成无尽的矛盾和烦恼。就像一个说谎的人,编造出一个事情的谎言是可能的,但要把一个人的一生全编成必须符合逻辑的谎言系列而又能处处圆通自洽则很难很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听听张大千自己的话吧,听张大千自己的解释,了解张大千艺术人生的真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张大千,则一通而百通。张大千泼墨泼彩的西方文化属性的认定,或许就是当今美术史研究上一个因为不老实而坏事的最典型最生动的例子。〔19〕

  由于亲戚加好友,也是张大千在欧洲办展与宣传的核心和展览策划人郭有守1966年放弃台湾所给予的职位而回大陆,张大千与欧洲画坛和博物馆的关系完全断绝。1976年张大千回到了台湾,此后他较少在西方办展览。在美国加州亚太博物馆有一场张大千生前就由亚太博物馆的前任馆长贾迈勒(Jae Camichael)博士与博物馆董事会成员汉娜彭(Hannah Phang)向张大千提议举办的“张大千艺术展”。1983年9月,虽然张大千数月前已经去世,这个早已策划好的“传统宗师——张大千艺术展”正式展出。这个展览似乎是美国美术评论界和美术史界关于张大千的一个结论性的展览。策展人太平洋亚洲博物馆馆长大卫·卡曼斯基(David Kamansky)在前言中说:

  张大千作为中国传统绘画大师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作为最后一批伟大的文人画家之一,他在那个世界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体现了在深厚的中国绘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游学画家寻找新的表达途径的精神。无论他住在哪里,是在阿根廷、巴西、加利福尼亚、台湾,还是他位于四川的家中,他都保持着20世纪很少有画家能够效仿的生活方式。他周围环绕着旧中国的装饰品,他拥有古代中国画的精美收藏,并收集了中国学者所珍视的奇形怪状的岩石,印章——既有古董也有他亲手雕刻的——摆满了他的画桌。最重要的是,他打造了花园来满足精神需求,以便他在绘画中获得更大的灵感。他喜欢打扮成一个古代学者的样子,拄着弯曲带钩的拐杖走路,他的白发在丝绸长袍下飘动。

  作者还回忆了他4次前往台北的摩耶精舍,和张大千讨论这个展览筹备的情况,“遗憾的是,张大千没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今天这个展览”。而在一个对张大千的艺术人生作长篇介绍的《传统大师:张大千的艺术》文章中,亚太博物馆中国艺术副馆长理查德·E. 斯特拉斯伯格(Richard E.Strassberg)博士这样说道:

  他的水墨画风大胆和简洁,这也是他受到西方影响并得到国际客户支持,从而在风格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通过吸收古老的水墨技巧,张大千进入现代中国绘画的前沿,释放了一种新的视觉力量。对于西方来说,这种水墨画的方式对那些已经接受了抽象表现主义语言的眼睛来说是可理解的。张大千帮助将中国绘画从一种狭隘的尚古和墨戏转变为一种当代的表达,传达令人兴奋的色彩、主观形式和笔触所表达的强大感情。正是这位后来的张大千,通过他的莲花作品和泼墨山水画,超越了年轻时的保守主义,实现了他的榜样石涛所希望具有的纯粹属于自己的个性的特色。

  张大千既是传统的大师,也是创新的先驱……作为敦煌壁画的复兴者,他表现出无畏的精神,前往世界的偏远角落,接受文人画舒适传统之外风格的挑战。作为表现主义模式的创造者,他甚至超越了本土的界限,进入了一个当时他的更为孤立的同胞们很少探索的艺术领域。在这方面,张大千的英勇形象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他天生的保守主义,文化忠诚,或许还有他的成功,也是他的局限。在20世纪50年代的关键时期,当他发展自己的表现主义风景画时,他退缩了,没有拥抱纯抽象的国际风格。与许多通过不同的艺术阶段转变的西方现代艺术家不同,张大千选择尽可能地保持中国风格,通过扩张和积累,他一生都在继续满足公众对大量古典主题的需求。

  很可能正是因为其独特的矛盾性,张大千才会被人们铭记。在唤起文人气质的怀旧甚至感伤中,他的笔触有力而激进,陶醉于视觉力量的新来源,充满超然的渴望。他与感官世界紧密相连,他对艺术界的脉搏有着敏锐的感知,是公共关系的大师。但他也对历史带来的社会变革作出了深刻的反响,并在他的花园的虚幻世界中寻求庇护。作为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陆迁徙无定的生涯中度过了一半的人生……也许正是这些矛盾的本源性质,象征着中国文化在本世纪的命运,将张大千投射到一个神话般的维度。无论他被认为是大师、过渡人物还是传统文人画的最后一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的未来发展。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张大千无疑仍然是中国传统绘画在现在寻求延续性和意义的杰出人物。〔20〕

  如果把这个在张大千逝世数月之后在美国举办的展览及其对张大千的评论看成西方对张大千盖棺论定的话,基本上可以断定,至此西方学术界对张大千艺术的一些基本观念及其误解已完成定型。此后,不论是西方学者、中国台湾学者还是大陆学者,在研究和评论张大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个盖棺论定的展览上出现的这些观念和误解。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西方学者认定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是学习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如果说1967年,苏立文为张大千策展的时候,认为张大千的泼墨泼彩运用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只是作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现象(苏立文自己也能肯定),更没有给予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只是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认为开通了互相理解的新通道的话,这种判断也并没有给予苏立文这种主观认定的学习和借鉴赋予向先进艺术学习乃至给予前卫、先进、革命等各种至高无上的赞誉。而真正出现后面这种观念是在1970年和1972年旧金山亚洲艺术文化中心主任伊冯·德·阿尔热内塞所写的展览前言中。尽管阿尔热内塞本来知道张大千这种新画法是因应视力衰退两眼茫茫的现象,但把张大千的新画法与一种革命的先进的全球性思潮联系在一起的理论高度太诱人了。阿尔热内塞无法割舍自己这种自视为精彩的思路,以致张大千在展览会上以亲笔撰写序言的方式公开声明这种画法与自己眼疾关系的无奈时,阿尔热内塞竟然以客气与谦逊为由当场婉拒了张大千本人的客观说明,以期把西方当代艺术角度的观念认定构成既成事实。在1983年的这次具有盖棺论定式的展览中,斯特拉斯伯格进一步拒绝了张大千曾经有过的说明,而且把张大千大泼墨泼彩的时间朝前推到50年代中期——其实应该是60年代初期巴黎的两次张大千水墨画展上。斯特拉斯伯格这样说道:

  从张大千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巴黎展标志着一种新绘画风格的首次亮相。这种风格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中都获得了极大的欢迎。通常被称为泼墨山水画的这些作品代表了他的艺术超越传统解释进入当代表达领域的延伸。

  这种风格,用“表现主义”这个词可能更合适,它源于一系列鼓励他更自由地运用他掌握的形式技巧的环境,特别是墨色的运用。作为一个经常旅行的人,张大千无疑接触到了西方的艺术潮流,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当时在欧洲和美国都很流行。虽然在与中国记者的交谈中,他试图宣称自己艺术纯粹的中国性,否认有任何外国影响,但考虑到视觉语言中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些声明很难被完全相信。强调自发的姿态,抽象的形式,以及暗示潜意识力量移除的模糊,高度情绪化的氛围,在张大千的风景画中非常明显。

  张大千正确地将他的表现主义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传统,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这种风格涉及对某些历史风格的筛选,复兴和发展。也应对他在西方和日本当代艺术中感知到的潮流。这些影响中最显著的是将大型抽象形式与笔墨的主导地位相结合。〔21〕

  这种盖棺论定式的评论似乎进一步坐实了张大千从来没有承认过的其泼墨泼彩是学习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性质认定。不论张大千本人是以书面还是口头的方式表达他的泼墨泼彩来自东方的传统,“但考虑到视觉语言中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些声明很难被完全相信”!张大千在世时尚且百口莫辩,张大千去世后更成为已成定论的公案。其实斯特拉斯伯格所说的巴黎展上的那种新的泼墨山水画,应该是指1960年巴黎展上的《山园骤雨图》和1961年的“巨荷四联屏特展”。而斯特拉斯伯格所说的那种新的泼墨画法,其实真的就是中国传统的画法,最雄辩的一个例子就是张大千作“巨荷四联屏特展”中展出的一幅大泼墨荷花,直接就是张大千1945年在成都昭觉寺用大泼墨画法画的巨幅四联屏泼墨荷花。这种从唐代就开始的大泼墨的画法,中国历代画史上都不乏其人,这种历史上早已有之的画法,张大千自己曾经也在画,1957年视力极度损坏后,更成为他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救急式的主要画法。西方艺术评论家们用中国泼墨法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之间视觉形象上的某种相似,和张大千游走于西方应该能够看到抽象表现主义作品为理由,一口咬定这种画法就是学的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西方评论家们用这种以或然性的可能性,直接代之以认定上的必然性,逻辑学上是讲不通的。张大千的去世使这种或然性,逐渐变成了一种认定上的必然性。

  其二,用社会进化论(又称“进步论”)的观点去判断张大千晚期出现的泼墨泼彩绘画。艺术评论家们所以非要认定张大千的泼墨泼彩画属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范畴,是因为在这些西方评论家看来,西方出现的抽象表现主义是当时最先进、最革命的一种艺术。因为按照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社会的发展是按照自己客观的规律进行的,按照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的历史又是按照由落后向先进发展的阶段过程进行的。具体地从艺术的发展过程去看,则是沿着从古典到现代,由现代到当代的过程去发展。这个发展的进程,当然是由西方艺术发展的进程去呈现的。早在黑格尔时代,他的艺术发展三段论就把东方艺术归为原始阶段,因此在西方艺术界看来,东方艺术一直被当成落后的艺术阶段。在社会进化论中,又是以时代论作为划分的标准。按照西方这种划分的办法,由古典至现代,由现代至当代,一个时代的艺术比另一个时代的艺术先进、进步,而且这个艺术进化的进程是泛人类的、普遍的、全球性的。这样一来,艺术就有了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区别,革命与保守的区别。张大千的艺术,一直到1967年苏立文评论张大千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种社会进化论角度的评论。但到1970年和1972年旧金山亚洲艺术文化中心主任伊冯·德·阿尔热内塞所写的展览前言中,“前卫”“全球化”“先进”与“革命”这些进化论角度的用语全都出现了。到1983年张大千去世后的这个展览,斯特拉斯伯格以盖棺论定的方式再度强调了这些价值判断的定性,就有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其三,既然有先进就有落后,有革命就有保守。当人们在庆幸为张大千后期泼墨泼彩找到了一种社会学理论去确定其文化价值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陡然出现在这些学者的面前:张大千后期的泼墨泼彩被认为是先进的、革命的,那张大千前期的集传统之大成的艺术又该怎么定性呢?这个问题在西方学者的面前不难解决。他们对张大千前期的中国美术传统研究及其巨大影响反正不太了解(西方许多张大千研究的学者对中国古代美术史缺乏常识),张大千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传统研究上神一般的存在,“五百年来一大千”乃至在不少中国学者眼中数千年中国美术史上皆可称第一人的崇高地位,苏立文等人可以很轻松地一言以蔽之:张大千大半生的艺术几乎毫无个性可言。而对傅申等中国学者来说,这就是难以解决的世纪难题。一方面,傅申等人知道张大千在集传统之大成研究上具有美术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堪称数千年来第一人,在给张大千做历史定位的时候,傅申可以不吝一切赞美之极词以致无以复加,但面临对泼墨泼彩这种他们看来更先进、更革命、更伟大的画法需要做评价和定位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傅申等人必然陷入两难的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尴尬之中:把张大千的传统研究地位抬得太高,但这个传统属于社会进化论的低级阶段和落后艺术领域,任何称赞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况且是研究古代美术史出身的中国学者,傅申当然知道张大千传统研究无与伦比的价值,例如傅申说:“大千的画风,实在是身兼前半期极端传统和晚期的最先进,两种极端的艺术表现,这种几乎是不可能、不调和的两极型的结合,大千一生艺事的发展而言,却又是水到渠成。丝毫不觉冲突和勉强的。”又如:“总体而言,在1950年以前,大千作品以仿古居多,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泼墨泼彩之前,虽多创作作品。但还是不出传统的范围。”〔22〕当笔者看着这些美术史同行为避免前后矛盾而艰难措辞的时候,心中真的充满着无比的同情!在面对世界文化本来就是多样化的现实,社会进化论本来是错误的理论。〔23〕当我们用一个错误的理论试图去解释一个自然完美本不存在矛盾的人物如张大千者,不是张大千的艺术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根源在我们这些理论家自己。

  其四,斯特拉斯伯格或许才是真正第一个发现张大千中途放弃泼墨泼彩回归勾勒皴染水墨写实的西方学者。他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的关键时期。当他发展自己的表现主义山水画时,他退缩了,没有拥抱纯抽象的国际风格。与许多通过不同的艺术阶段转变的西方现代艺术家不同,张大千选择尽可能地保持中国风格,通过扩张和积累,他一生都在继续满足公众对大量古典主题的需求。”张大千因为视力严重受损而被迫发展无需精细造型的泼墨泼彩,这个过程从1959年到1972年。1972年6月一场成功的眼科手术把张大千的左眼挽救了回来。尽管右眼完全失明,但是左眼因为白内障手术而彻底恢复良好的视力,这让张大千可以重新恢复以勾皴染点为手段的传统型写实性水墨传统山水画技法。由于1983年张大千去世后举办的这个展览具有一种回顾性质,斯特拉斯伯格在对张大千的翔实考察中注意到张大千放弃所谓“纯抽象的国际风格”这个事实。尽管斯特拉斯伯格把这个现象说成50年代中期是不对的,但是70年代中期,张大千确实放弃或弱化了对泼墨泼彩的运用,本来这其实也是在中国画法内部的一种变动,但在西方学者看来,这实际是放弃了对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追求。这也被说成是张大千退缩了,“没有拥抱纯抽象的国际风格”,这个独特的现象本来是意味深长的。张大千为什么要放弃被视为这么革命和先进的艺术而回归落后与保守呢?被冯幼衡说成是第一个发现张大千这种倾向的苏立文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只有想当然地说:“画家经过一段时期在国际当代艺术世界的精彩旅游以后,开始想‘回家’了。”傅申则仅仅从卖画的角度去评论,说张大千是因为回到华人较多的加州以及中国台湾,“大千一生是一位职业画家,艺术市场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左右他的发展路线。一旦欣赏者与购画人的品位,是由西方转回到较为传统保守的中国人领域,它也就适度的将传统画法融入泼彩的新技法”〔24〕。其实两位先生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一个似是而非,一个想当然。其实即使身在南、北美洲的张大千所卖中国画的主要市场和藏家,从来都主要是在香港和台湾。张大千在美国主要售卖的是他的古代绘画收藏。回归写实山水画的原因,除了1972年6月旧金山医院那台成功的眼科手术是主因之外,其实还是这位副馆长,又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文系副教授的斯特拉斯伯格比苏立文和傅申说得都对:“与许多通过不同的艺术阶段转变的西方现代艺术家不同,张大千选择尽可能地保持中国风格,通过扩张和积累,他一生都在继续满足公众对大量古典主题的需求。”其实张大千从来就没有变过,他的确一生都在中国传统之中。斯特拉斯伯格固然希望把张大千的晚期艺术拉到抽象表现主义的范畴之中,但就连他自己写的这篇介绍张大千的上万字的长文题目连同所办这个展览名称都是“传统大师:张大千的艺术”,斯特拉斯伯格应该对张大千从来不认可他的艺术属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这个观点给予认同才对。但对于泼墨泼彩属于革命的绝妙思路,他们也不可能舍得彻底丢掉。西方评论家也陷入了一种斯特拉斯伯格所称之矛盾之中。

  在说到张大千放弃“拥抱西方纯抽象的国际风格”时,必须提到张大千的朋友、耶鲁大学教授王方宇。王方宇也在张大千四十周年回顾展时撰文致贺。但所言与大展策展人之论迥异。在题目为《张大千先生作品前瞻——为大千先生四十年回顾展作》的文章中,这位大千老友说:

  大千先生前数年,罹目疾,几不能视,作画以神遇,细微之处,不能为矣。因而“巧”处渐藏,淳厚之处渐显,惟此乃势使然也,非有意求之也。近闻大千先生视力恢复,近作尚未及见,意想中,数年来,格于目疾,欲细不能,今忽开朗,必全力以赴,想有精心细作。以愚意揣测,此仅为一时之事,再变之期,将不旋踵而至矣。以大千先生之绝世才学,回顾其四十年来之作,必可鉴及自作之轻重、大小、巧拙之别,亦必能取舍之间,自求适我,大千先生之更宏伟,更淳厚,参天地,融造化,寓巧于拙之作,将为其画艺发展中必然之结果,谨此预祝。〔25〕

  在此段话之前,王方宇把张大千画作的风格特征称为“寓拙于巧”,但又批评说,然其拙被巧所掩,“是千万得中之一失也”。张大千从敦煌考察回来之后直到他眼疾出现,所画一直偏工笔,偏写实,色彩明丽,勾线精谨,故有“巧”之评。对喜欢八大山人大写意花鸟的王方宇来说,拙才是文人画的正宗,故有上述批评。可知王方宇是非常了解张大千的。王方宇当然知道,张大千是因为“数年来,格于目疾,欲细不能”,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并非有意为之,“乃势使然也”。现在眼疾好了一些,虽“独具只眼”(张大千为此请朋友刻制的一方印章),“以愚意揣测,此仅为一时之事,再变之期,将不旋踵而至矣”。那怎么个再变法呢?“大千先生之更宏伟,更淳厚,参天地,融造化,寓巧于拙之作,将为其画艺发展中必然之结果。”这位老朋友说得很肯定,回归于“巧”之写实是“其画艺发展中必然之结果”。这位老朋友何尝不知道西方人把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往抽象表现主义上拉这种倾向呢?对此肯定不以为然的王方宇只字未提,却以非常肯定的语气“预祝”“画艺发展中必然之结果”:大千回归写实画风。这才是真正的知大千者。可惜王方宇的这篇文章发表在香港《大人》杂志上,没有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王方宇的这个“前瞻”,不仅在时间上比苏立文、傅申等人早了十多年,其深刻度比之这两位也不可以道里计。实际上,张大千在1972年6月下旬手术成功身体恢复之后于9月初画的第一幅画,的确就是一幅以勾勒皴染传统笔法写实的水墨山水。〔26〕可见张大千放弃“拥抱西方纯抽象的国际风格”这种纯属一厢情愿的说法,对王方宇来说,张大千从来就没有拥抱过,也就无所谓放弃,张大千一直在中国文化之中。

  对1983年这次展览给予张大千的价值评判可以简要总结如下:由于这次展览是张大千逝世以后在西方第一次最重要的展览,因此这个展览中所形成的张大千价值评价的观念,在西方有着盖棺论定一锤定音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认定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是学习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结果,而抽象表现主义在西方被认定为当时最先进最革命的一种美术流派。因此,张大千的这种所谓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学习与借鉴,使张大千晚期的艺术被西方学者认定为一种革命的划时代的先进的艺术。当然,随着张大千晚期泼墨泼彩革命性与先进性的认定,张大千前半生那种集传统之大成的研究方式和创作方式,张大千这种从中国美术传统中推陈出新的天才成就,不论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如何伟大的成功,也因为整体性地属于传统的范畴,自然被定为落后与保守。展览策划者认定的张大千这种所谓的前后矛盾,也给后世西方的学者和迷信西方研究的东方研究者们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惑。同时,通过这次展览对张大千艺术人生的梳理,展览的策划者注意到张大千晚期放弃泼墨泼彩而回归写实山水画的现象,这又使得展览的策划者不能不把张大千整体性地回归到中国民族美术的传统之中。展览的题目被定为“传统大师:张大千的艺术”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但令人遗憾的是,策展者这种清醒的正确的认定并没有给自己得以修正张大千研究最重要部分的错误结论,以致给自己造成了许多的矛盾,尽管矛盾中也有不少正确的观念,但文章中这种正确的观念也没有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关注。

  1983年的展览,因为是在张大千逝世数月后一次重要展览,因此,这次展览在张大千艺术上所形成的观点和价值判断颇有在西方美术史论界盖棺论定的重要意义。我们在此后的许多西方人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次展览所形成的观点和价值判断的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另一个在西方的重要展览,则是1991年11月在美国沙可乐美术馆由傅申策划的“血战古人——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这个展览由傅申策划,历时5年筹备,共展出了87件(组)作品,共计115幅,涵盖了张大千各个时期的作品。展品来自全球35位藏家及8家欧美博物馆,甚至包括从台北故宫博物馆借展的张大千绝笔、堪称伟大的代表作《庐山图》。这个展览之后又巡回展览到纽约、圣路易斯城等地方,历时共260天,在美国的影响可想而知。“血战古人——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被誉为张大千艺术人生中规模最大、最具学术深度的国际性回顾展之一。可见这个展览是对张大千60年艺术人生的一个盛大的回顾展。这个展览对本文来说,则因其包含的学术性显得格外重要。展览开幕式吸引了五百余位学者、藏家及评论家,而且在第2天举行了一整天的学术研讨会,还邀请了欧美最重要的5位张大千研究专家做了5场专题性演讲,在形成西方对张大千艺术的价值判断上有着重要的定格性的意义。而我们通过这个展览,也可以观察到西方张大千研究的一个极有意义的特殊视角。

  这5位进行专题演讲的专家分别是牛津大学教授(原为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方现代中国美术史奠基人苏立文,美国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军人物、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教授高居翰,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史专家李铸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史专家、傅申的老师方闻,沙可乐美术馆东方部主任傅申。演讲持续了一整天,但并无打印的论文或任何书面的资料。据当年与会的33岁台湾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大千研究专家巴东对5位演讲者演讲内容的记录和介绍,我们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

  据巴东介绍,苏立文的演讲《中国画的现代化与张大千的时代角色》只能算是“对中国近代画坛知名画家的一些简单介绍,颇类似新闻切片的资料报道,并没有任何切题的深入探讨。因此严格地说来,即使不论张大千是否是他研究的特殊范畴,他表现出来的有关中国绘画的专业素养也是很弱的”。第二场是李铸晋先生的《张大千在中西艺术上之有关问题》。在这之前,李铸晋写过两篇关于张大千的文章,但此后,“他对张大千的了解程度,基本上是根源于较早那篇论文的范围,其后或因他专注于其他主题方面的研究,而未对张大千再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也就没有把张大千与现代西方艺术转化的根源关系整理得够清楚”。下午第一场是傅申的演讲《向古人挑战的张大千》。巴东对傅申的演讲评论道:“傅申先生的研究重点着重在大千与古人的关系。他自己所做有关大千先生的捜证工作,可说是全心投入,巨细靡遗;再加上他鉴定古画的见识,修养极高明,因此在张大千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非一般专家可企及。”由于傅申的整个策展及自己的研究倾向,“比较著重在上述大千之摹古关系研究,但由于傅申先生花了多年的时间专注于此,因此其他学者的讨论会发表若没有相当程度的深刻观察来平衡,则自然会导致这次讨论会发展在让西方人认识张大千的过程中有所偏失”。对傅申认为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是为了打开西方绘画市场、迎合西方人口味的一种尝试的看法,巴东是不赞成的。第四场是高居翰的《张大千的古画伪作》。在巴东看来,高居翰“是众所公认,目前西方人中少数真正对传统中国绘画有认识的人之一”。在演讲中,高居翰认为“世界各地收藏的许多著名中国古画,都是出自张大千的手笔”。高居翰的举例中甚至包括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孙位高逸图》《吴伟仕女图》,纽约私人所藏(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传董源溪岸图》。巴东对此表示质疑:“如此单凭自由心证即粗率地断定是大千伪作,这如何令人心服?不免教人有自持身份信口开河之感……我深信高居翰先生对中国绘画有很高的专业素养,但这次的发表我以为在态度上他是不够严谨的。”最后一场演说是方闻先生发表的《对张大千认识》。首先巴东认为,“在这五场演说中,最让我把握不住主讲人的演讲重心与思路系统的就是方闻先生了。他从张大千早年在上海拜曾熙、李瑞清二师学习书法说起,但说明方向不时左右摇摆。我几乎完全不能听懂他要表达的意念是什么。不过他在最后下结论时,却说像张大千这样的画家,在我们的时代里未来将不会有,也没有必要再有像这样的一位(古人)画家。这个部分我倒是听懂了。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画风理念,现代画中国画的人,不应该再依傍在古人的窠臼里讨生活”。巴东因此对方闻的演讲得出一个结论:“艺术创作的重点不在方向的新旧,而在创作者本身的修养内涵”,“可见方闻教授对大千先生的理解程度是不太够的,因此也就很难对他的时代定位有清楚的认识”。

  笔者个人以为,画展的本身以及画集目录的制作极其严谨,傅申先生花了许多心血做各项资料的捜证研究,成果令人钦佩。然而我必须指出第二天所举行之学术研讨会的发表品质却不甚佳。以一个精心策划多年的重要画展,竟然不能配上一个品质相当的学术研讨会,结果是令人有些失望的。因为演讲的五位学者,除了傅申先生外,似乎对张大千都没有相应深入的了解……彼等皆为当今中国艺术史界的重镇,一言足可为青年学子法,若不经意而发,影响力亦不容忽视。因此当研讨会的发表应当是帮助我们对这位重要的当代中国画家有较中肯的认知时,却反而导偏了一个方向——始终把话题缠绕在张大千伪制古画、模仿古人的关系,或是一些认识不清的简单介绍上。〔27〕

  对上述5位被称为“当今中国艺术史界的重镇”的观点,在我关于张大千研究的系列中都有所介绍。基本上,这几位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大致一样的:他们都认定张大千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东方画家,只不过在认定这种保守性方面程度各有不同。苏立文因为对中国古代缺乏深入研究,对张大千在传统研究领域的辉煌成就领悟不深,故以“毫无个性”一言以蔽之。其他4位因研究中国古代传统为主,对张大千传统功夫印象深刻,或碍于泼墨泼彩的前卫与革命的定性,故对大千传统研究的保守性批评尽管不得不进行,但往往手下留情。这种情形对傅申更是一个难题。傅申在称赞张大千的传统研究时不仅不吝赞美之词,而且他的评价经常登峰造极,但登峰造极之后又不敢否认保守性,故措辞极为困难。虽然用词选择谨小慎微可谓慎之又慎,但保守的定性于西方同行已是公认,不得不认,两难之处境堪忧。在对待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学习借鉴所谓抽象表现主义,因而获得先进、前卫乃至全球化方面的崇高革命地位方面,这几位“重镇”都是异口同声,因为这是在西方抬高推举张大千成就几乎唯一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大多不会考虑张大千眼疾的问题,而是从主动革命的角度把张大千排到世界级大师的位置。当然在具体的叙述上,有的会强调学习抽象表现主义自觉顺应世界潮流的倾向,例如苏立文;其他几位,因为研究中国传统,而更愿意强调这种学习与中国传统的联系。由于对张大千与传统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功夫,傅申在这种联系的研究上就更深入也更具体。

  从1956年法国巴黎办展到1991年“血战古人”的展。江南JN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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